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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PA升級需要“負面清單”

  張光南   廣東省政府明確提出2014年底前“率先基本實現廣東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”,這需要以CEPA“正面清單”升級版——“負面清單”管理模式,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開放的“廣度”和“深度”。“負面清單”與傳統正面清單列出開放部門不同,反而列出不予開放的部門,除此之外的部門均予以開放,從而增加開放透明度,推動商事制度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。   改革開放以來,廣東省與香港形成了“前店後廠”的產業分工模式,隨後逐漸以“廠店結合”打造“廣東製造·港澳服務”的新合作模式。自2003年以來內地與港澳已簽署《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(CEPA)補充協議十,其中內地已對香港採取403項開放措施,開放領域廣度和行業深度上都明顯高於中國加入WTO時所作承諾。然而,CEPA實踐仍存在落實效果欠佳、準入門檻過高和配套法律法規不完善等問題。   廣東省政府明確提出2014年底前“率先基本實現廣東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”,這需要以CEPA“正面清單”升級版——“負面清單”管理模式,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開放的“廣度”和“深度”。“負面清單”與傳統正面清單列出開放部門不同,反而列出不予開放的部門,除此之外的部門均予以開放,從而增加開放透明度,推動商事制度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。《中國(上海)自由貿易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(負面清單)》是中國第一次用負面清單的形式管理外商對華投資,但其負面清單行業分類並未採用國際通用《服務貿易總協定》服務部門分類與CPC代碼,且開放程度較為有限。   值得註意的是,探索粵港澳服務貿易“負面清單”管理模式是CEPA框架下廣東向港澳開放服務貿易的先行先試,實施主體具有“一國”、“兩制”和“三個關稅區”的特點,因此與國內外其他服務貿易協議相比具有特殊性,應考慮如下標準制定粵港澳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措施:   首先需要通過採用“高度開放”原則編製《負面清單》,使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達到國內最開放的服務貿易協定水平,超過《中國(上海)自由貿易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(負面清單)》、內地與港澳《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(CEPA)、《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(2011)》等文件的開放程度。   其次為使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負面清單管理措施符合國際規範,並與CEPA的銜接,應採用國際規範的部門分類和行業代碼標準。其中部門分類應採用自1991年公佈以來國際廣泛採用和CEPA依據的《服務貿易總協定》服務部門分類,包括12個部門,160個分部門;行業代碼可採用聯合國秘書處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統計司2004年公佈的《產品總分類(CPC)版本1.1》,該分類代碼與各部門的具體解釋具有權威性和科學性,CEPA及其補充協議也採用CPC標準。   再次在符合國際規範標準的基礎上,為符合中國實際還作出了專門的修改與補充。如在各國間自由貿易協議文本中,一般將限制類型分為“國民待遇”限制和“市場準入”限制兩類,但考慮到中國處理外來投資問題傳統和理解方便可將“準入前國民待遇”從“國民待遇”中分離出來單獨作為一種限制類型。   同時優勢互補的原則也應繼續貫徹。應通過分析粵港澳服務貿易的優勢、劣勢、機會、挑戰,結合粵港澳經濟合作和發展的實際需要,制定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負面清單管理措施,根據雙方產業的優勢互補進一步降低港服務提供者進入廣東的門檻,推動粵港澳服務業進行深度合作。   CEPA自2004年10月到2013年8月共簽署了十份補充協議,這種逐步開放的辦法,考慮了市場接受能力和風險防範需要,也反映出每個行業開放路徑。因此,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負面清單管理措施也應參考CEPA的開放路徑,逐步減少限制,分期執行目標,“由點帶面、先試再行”、“階段推動、循序漸進”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。   值得強調的是,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負面清單管理措施的“改革”和“開放”為粵港澳經貿帶來機遇的同時,也可能存在潛在的經濟社會風險,因此,需要採取相應的配套措施和應急方案,包括政府職能轉變、簡化行政審批、推廣商事制度改革和信用體系建設等。此外,如何解決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所需的制度創新、政府職能、機構改革、支撐條件等配套擴展問題,如何考慮粵港澳服務業中金融服務、專業服務、醫療養老、教育等行業的特殊性,這些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  (作者為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副教授)  (原標題:CEPA升級需要“負面清單”)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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